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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博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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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漫天,我们如何寻找安全感  

2011-03-31 11:39:00|  分类: 封面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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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的人们为什么如此容易恐慌?

作者 李强 赵国贺

 

灾害面前,日本未乱而国人先乱。许多人发问,政府辟谣动作为何如此慢?我们到哪才能找到安全感?日本人为什么不会因为地震频发而逃离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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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有媒体称“中国地震局公布北京上海等21个大城市活动断层带”,在日本地震引发的普遍恐慌当中,这份报道被多家网站转载。在网站配发的图片上,许多人为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都处在地震带上而忧心忡忡。

    几乎在人们看到这篇报道的同时,抢购食盐的“海啸”正从浙江登陆并蔓延全国。一时间人心惶惶,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徐锡伟赶紧出来辟谣,说21个大城市活动断层带的具体情况今年年底才会公布,而且网站配发的图片错误,报道中也错误地引述了他的话。

    是媒体造假还是专家说谎?

 

日本人不害怕吗?

“日本老百姓都怀疑福岛核泄漏事故的报道中,有隐瞒的成分,”中国传媒大学日籍教师吉田阳介说:“因为一直都是政客在解说,如果有科学家出面解释,我想日本人是会相信的,就像日本俗语所说‘医生说的话是不会错的’,日本人相信专业精神。”

地震发生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孙庚的丈夫还在东京工作。她非常担心日本的情况,这时她登录了日本一些大学的官方网站,特别是工科院校,各大学网站都在对该地区的放射性物质数值进行公开。

孙庚看到的是东京大学发布的环境数据监测的发表,每小时都在更新。“这种学术机构确实有独立性,很难想像他们会编造什么证据,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孙庚对比说:“而中国在这个方面几乎是‘零’,完全是政府一个渠道在发布。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所以大家就会编造虚假信息,弄成现在这样。”

尽管看到了翔实的数据,孙庚还是催促自己的丈夫回到了中国。“他纯粹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回来。他并没有觉得必须要走。还说,‘你看,机场里全是中国人。’尽管我看日本的报道,没觉得当地情况有多严重,但是我身处这样的信息环境中,我就会感到紧张,而且我的朋友还不断给我发短信,一会儿一条,都是日本不行了之类。我觉得我了解的信息和对信息传播规律的把握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好,但还是会非常担心。”

或许是因为死亡教育的缺失吧,孙庚感慨说:“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怕死?因为我们教育中赋予死亡的意义完全是消极的。而在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对死有精神层面的解释。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原罪文化很深,日本的羞耻文化烙印深刻。所以在大灾大难面前,日本人还比较理智,不会那么的歇斯底里,不会把人性中的丑陋暴露无余。”

当在日本工作学习的中国人纷纷回国“避难”,欧美各国“撤侨”,甚至有跨国公司考虑将总部搬离日本的时候,大多数日本人却依然每天兢兢业业地上班。据报道,日本人在公司很少谈论关于地震的话题,即便说,也是关注地震对经济、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孙庚在日本学习时,曾经在一户日本人家借住两年多。她给那户老夫妻打电话,问他们要不要到北京来躲躲,对方以为她在开玩笑,说一点事都没有:“你先生要走,就让他回去好了。”

吉田阳介的一位朋友生活在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日本东北地区,他打电话过来,建议吉田把自己的父母接到北京来住一段时间。“但日本不会有人因为地震而移民国外,”吉田说:“日本全国都处在地震带,人们向来不相信哪里更安全的说法。”

 

日本人真的不害怕地震吗?

“害怕,怕的不是地震,而是不地震。比方说一个地方,如果很长时间都不地震,当地人就会开始害怕,怕的是一旦地震就会是强震。”

地震后十天是春分,日本人休息三天。据说有不少东京人“避难”去了远离震中的关西。但三天假期过后,他们还是返回了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

吉田阳介说:“日本人也怕死。过去的武士可以为了名誉而自杀,但今天,日本人自杀大多是因为失业、离婚,是受到了打击,而不是不怕死。”2003年“非典”时期,在北京的日本留学生有七八成返回日本,就像这次中国人回流一样。

但日本人确实不像我们那样恐惧地震。

这次地震,对日本造成伤害的也主要是海啸以及核电站故障。日本人站在高楼上平静地看着海啸冲入城镇,他们看到的是建筑被冲走,但基本结构没有散。他们对自己建筑的质量有自信。

1995年,阪神大地震,许多道路桥梁和建筑严重损毁,日本人这才第一次意识到神户的许多建筑都是“豆腐渣”。此后,日本加强了建筑管理条例,对新建房屋的抗震级别严格控制。

日本人迷信于技术能改变一切,甚至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有日本媒体称:“福岛核电站的设计完美无缺,只不过是现代人类的技术还无法完美地实现其设计要求,不然根本不会出现现在的问题。”

 

公民社区的力量

除了对工艺和技术的自信,日本人的安全感还来自于对社区的依赖。

孙庚至今还记得,刚到日本的时候陪同自己借住的日本家庭在冬日的深夜一起巡逻打更的情景。日本住宅社区至今还保留着轮流巡逻打更的传统,各家住户轮流承担,在深夜沿着固定的线路巡逻,敲着特定的工具,提醒大家小心火灾。

社区平时将所有人组织起来,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棒球是日本最流行的运动,基本上每个社区都有免费教孩子们打棒球的志愿者。每个社区都有公共的房屋和会议室,可以租借举办一些公共活动,租金非常便宜。比方说,如果同一个社区的几个人想学习英语,就可以聘请老师到被称为“公民馆”的公共房屋里来授课。如果是为了整个社区的事务,就可以免费使用公民馆。

公民馆听起来像是中国的社区活动中心,“但如果是用来打牌或自己的娱乐,肯定不租用这种地方。公民馆让日本有了公民社会的感觉。”孙庚说。

吉田阳介介绍,日本还有町联会的制度,一旦发生灾害,这些联络官就是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桥梁,他们负责疏导和安置,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让人们进入避难所。

中国传统中虽然也有围绕村落血缘形成的熟人社会,拥有村社范围的集体主义和浓重的乡土认同情结,但这种“共同体”意识却具有极强的地方性,这种意识往往不出故里。一到异地,共同体意识便表现为“同乡会”之类,而这一点在当代社会也逐渐消失了。

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日本的社区共同体,基于天皇制度的宏大“共生感”,能超越相对局限的地方性,统一到所有日本人或国家层面。因为日本从来没有改朝换代,家与国一直统一,能始终如一地忠于国家。

 

祈求与奴性

可能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对政府和国家的依赖感非常强。

我们看到日本灾区的居民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在避难所里等待政府的救援。

“日本人对国家的依赖比较强,这一点影响到守规矩的性格,”吉田阳介也承认依赖政府是日本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性格:“在历史上,日本从来没有过革命。明治维新是面临着外国的压力才发生的,并不是日本本国人自发的。”他觉得日本人很少有主动改革的意识,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对政治感兴起的日本年轻人越来越少。

日本人知道政治与自己的生活有关,但很多日本人认为,政治是上级人做的,期待政治家提出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政策。这样想法就产生了依赖国家的态度,服从国家就意味着遵守政府规定的法律和法规。

对于留守核电站的勇士们,吉田阳介认为就有这种心态:“日本人也怕死,留守核电站是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工作。这是一种职业精神,即使有危险,我也要做。”

他们没有考虑到,是政治家作出的错误决策,才导致他们要承担今天的重任。卓南生认为:“所有勇士,有部分是有献身精神,值得赞扬,但有些也是被迫无奈的。就像当年的神风特工队一样,情况有不同,我们不要有所误会。”

但盲目的推崇甚至夸大这种依赖,无疑会造成问题。

或许就如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所言:“一个只乞求他的政府维持秩序的人,在心灵深处已经是一个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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