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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博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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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跨国并购发展史  

2008-10-27 14:13:00|  分类: 记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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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

 

记忆 跨国并购发展史 - worldvision - worldvision的博客    外资被看作“特洛伊木马”,引发过各国的恐慌。

   

    近来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中国汇源果汁集团一事引发诸多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有人认为违反了反垄断法,还有人认为汇源公司可以卖个更好的价格。环顾周遭世界,因并购引发的民族情绪和种种疑虑也时常可见,并无惊异之处。不过,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毕竟刚刚迈出,对西方商业规则的诞生、演化以及重组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并且,相较于西方世界对公司、跨国公司的运作和研究,我们还是后来者。梳理一下中国以外的世界如何看待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并购,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某种参照。

    事实上,现代跨国公司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是由美国的公司开创的。而美国的主导地位要到20世纪70年代才受到威胁,此时欧洲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欧洲联合构想中已经恢复生气,欧洲跨国公司的触角已经到了美国本土;而日本的公司也因为在东南亚的经营获得了长足发展,开始具有国际竞争力,并日渐重视美国市场。20世纪跨国公司的发展历史,欧洲人对美国公司的反应,美国人对非美国公司扩张的应对,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中一幅给国人启迪的生动画卷。

 

欧洲担忧美元

    跨国公司成长壮大与民族国家的发展相伴而行。尽管部分专家声称13世纪意大利的银行家和18世纪的欧洲贸易公司都可算作某种类型的跨国公司,但绝大多数商业历史学家把现代跨国公司的诞生回溯至19世纪80年代。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是英国,主要的投资方式是证券投资,跨国公司的数量大约有200家。

记忆 跨国并购发展史 - worldvision - worldvision的博客    不过,美国的追赶速度很快。按照英国学者约翰·邓宁(John Dunning)1958年的研究,美国公司很早就到欧洲进行生产销售,这不仅是美国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当时大西洋经济联系紧密的反映。胜家(Singer)缝纫机公司在欧洲的扩张是个典型的例子。1855年胜家通过在法国的代理人开始在法国当地销售,1867年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设立工厂。起初,胜家从美国本土进口部件在欧洲装配,1882年在格拉斯哥新设工厂之后,就可以直接在英国当地制造零部件了。

    对欧洲人来说,美国的公司进步神速。19世纪后期美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一。通过公司的扩张,当年逃难到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后代又回来了。不过,相隔几代人以后,新欧洲人对先辈后人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1902年前后,当时欧洲的中心伦敦出版了三部反映欧洲人担忧美国公司扩张的著作:《美国入侵:英格兰的商业危机和美国的凯旋,以及协助英格兰确保产业地位的补救性措施》,《美国入侵者》以及《世界的美国化:20世纪的趋势》。这三部时评性著作反映出欧洲人的某种担忧。

    美国跨国公司第一轮扩张的国际背景是我们现在认为的第一次全球化。当代很多学者认为19世纪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二三十年是第一次全球化时期。从国际经济活动来看,第一次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贸易、金融和移民。以这些指标来衡量,我们目前这一轮全球化的深度或许还不如第一次。但是,加上跨国公司这一点,第二次全球化就有了新内涵。

    二战以后,美国跨国公司向全球扩张再一次引发欧洲人的担忧。1965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题为《欧洲需要限制美国资本吗?》的文章,尽管作者表示美国资本的流入对欧洲经济的复兴相当关键,但欧洲人仍然相当敏感。针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法国人的声音又一次独具特色。1968年,法国记者雅克·施奈德(Jean-Jacques Servan-Schreider)的法语著作很快就以《美国的挑战》为名被译为英文,他呼吁欧洲不能成为美国公司的殖民地。他认为,对于像瑞典、瑞士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世界权力并不重要。但是,美国这样的大国则必须通过发展壮大经济力量来巩固权力。该书在大西洋两岸引发强烈的反响,《美国的挑战》不仅反映了昔日霸主欧洲的衰落,也反映了冷战格局对欧洲的压力。随着欧洲跨国公司的兴起和扩张,直接投资领域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施奈德1971年在一篇文章中预言《美国的挑战》将在美国重演

 

美国国际投资政策出现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为阿拉伯国家创造了石油景气,其后果之一是美国创立了管理外资的机构间委员会。在国际经济领域,如果说1971年可以看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标志,那么1973年就是美国外资政策的分水岭。前后几年,美国国会连续通过了数个与外资相关的法案,同时修改了关于什么是直接投资的定义。美国第一份关于外资的官方调查完成于1929年,但当时并没有对外方控股比例进行明确定义,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暂定为25%1974年很快又下降到10%。这样一修改,直接投资的数量就增加了,定义的改变反映了美国对外资的担忧。

    石油美元的大量涌入迫使福特政府于1975年设立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它的职责是按照委员会成员的判断,评估对美国国家利益有重要含义的外资,设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协助总统监控外资流入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该委员会是美国几大行政部门的一个联席机构,由财政部成员担当主席,成员还包括来自国务院、国防部的官员和总统经济事务助理,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外国投资委员会设立之初级别不高,和贸易、货币领域的机构不在同一行列,它也不能阻止外资并购美国资产。安排助理财政部长任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主席反映了财政部在美国国际货币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此时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联系紧密的应该是国际收支问题和宏观经济运行问题。

    美国设立管理外资的机构以及相应的制度调整也反映了政策的示范趋同效应。美国在国际投资政策上的制度并不是美国自己发明的,而是邻国加拿大的贡献。为了管理流入的不断增加的外资,加拿大政府已经于1974年设立了类似机构。这种政策层面的相互影响在其他领域也很明显,正如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在其名著《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经济政策》中指出的那样,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西方国家需要关心的命题是如何对待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显现的经济相互依存是美国国际经济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一定程度上,大西洋地区其他国家的政策调整为美国管制外方直接投资积累了合法性。

    19839月,里根总统发表了关于欢迎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声明。里根表示:美国一贯欢迎外国直接投资。此类投资给美国提供了相当的好处。因此,美国营造适和外资发展的国内经济环境。我们提供给外资的是基于美国法律法规的公正、平等和非歧视性待遇。我们在那些对保护我们的安全以及相关利益有必要性的领域才有例外,这一例外与我们的国际义务也是相连的。里根的声明反映了美国决策者当时的思考点是平衡向内向外的直接投资。美国此时依然还是第一大直接投资输出国,美国必须考虑到流出美国的美元受到的待遇问题。然而20世纪80年代外资流入美国进一步增多的局面,马上迫使美国修正它的开放态度。

 

日元投资挑战美国

    真正展现并购复杂性的案例、时段和区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战争在美日之间展开。1985年年末《纽约时报》连续发表三篇评述外资在美国的文章,有作者引用美国议员的话说,一旦他们控制了你的资产,他们就拥有了你。在这一组文章中,外资被描述成特洛伊木马,将给美国政治经济带来危害。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在内的五国在东京签订《广场协议》,加速了日本直接投资和日本公司向美国的扩张。就当时而言,日本流入美国的直接投资一半是采用并购的方式,一半是绿地投资,即在美国设立工厂。按照日本大藏省提供的数据,1989年鼎盛时期日本对外投资分布前四位的产业依次是制造业、金融保险、地产以及销售和零售贸易。在金融领域的直接投资,欧洲是日本外资的首选地。

    在美国国际投资政策历史上影响颇大的艾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Exon-Florio Amendment)就是这段时期出台的。该修正案的直接起因是日本富士通公司试图收购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半导体公司。198610月富士通公司宣布收购的消息一经公布就引起了美国各方的关注。一个月前,美国刚刚和日本签署了半导体协定,美国力图通过扩大在日本的市场份额来保持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富士通公司的收购案象征性极强。《纽约时报》认为,这非常危险……如果美国一家主要的半导体公司落入海外公司之手,尤其落入日本人手中是极端令人不安的。”该收购案还直接影响美日贸易议题,正如一位国会议员担心的那样,“如果该收购案成功的话,富士通公司将继续扩张掠夺性的价格操控能力。由于美国贸易法仅适用于外国制造的商品,那么富士通通过投资就可以不受制于美国贸易反倾销法的管制。”

    在美国外资政策变革历史中,富士通事件的影响非常深远。因为日本试图进行收购的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按照美国里根时期的贸易谈判专家克雷德·普雷斯托茨1988年的观点,硅谷的半导体产业不仅创造了一种产业,也是一种新的文化,而且对许多观察家来说,硅谷的文化象征着美国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是,富士通事件的结果使得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意识到总统并没有权力去阻止外资并购美国公司。国会开始寻求通过立法来加强总统的权力。

    之后数月,国会议员提议美国通过授权总统管制外资的法案。19877月,来自内部拉斯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埃克森向参议院科学和交通委员会提交了《外资、国家安全和关键性商业修正案》。按照埃克森的提议,该修正案主要用意在于授权总统阻止那些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并购案。由于该议案中关于关键性商业经济福利定义的广泛性和模糊性,行政当局一开始拒绝接受。不过,行政和国会很快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达成共识。 719日,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一致同意把该法案列入《1987年技术竞争力法案》,而且审查外资的标准中还写入了国家安全和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性商业”。198710月众议院也通过了由詹姆斯·弗洛里奥提交的类似法案。此后不久,埃克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对于国家安全而言,是与武器同等重要的。19884月份的美国国会辩论中,一位国会议员援引《纽约时报》文章声称,日本人和他们的政府以及大产业公司共谋,试图毁掉我们的产业。

    19888月,《艾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最终被写入1988年贸易综合法案。里根总统在823日的致辞中说道:美国政府现在用同一个声音呼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体系,对所有参与者而言这一体系承诺公平游戏。里根总统的这番话,尽管是对整个1988年贸易综合法立法过程中行政、国会以及社会集团辩论的回顾,但我们也看到在确保美国竞争力上,国会和总统并没有分歧。进入90年代,艾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其实,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只是一个掩盖矛盾的幌子,其实质是日本的经济挑战引发的美国经济安全问题。

    1990年,美国知识界发生过一场关于跨国公司国籍的争论。论辩的重心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对于美国孰重孰轻的问题。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赖奇,后来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部长,在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认为国籍并不重要。赖奇强调就提高美国竞争力而言,美国工人比公司更重要;强调国籍制胜的一方,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拉·泰森,后来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则力图说明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哪一个国家的公司控制是至关重要的。传记作家鲍勃·伍德沃德曾简明地记录了克林顿总统和这两位高官关于这一话题的对话。克林顿问:“你们俩在这一议题上有不同意见吗?难道不是一致的吗?”泰森回答说,她和赖奇在《美国展望》杂志上曾就此事进行过一场学术争论。站在一旁的赖奇马上补充:“劳拉错了。”克林顿则对泰森说:“我不知道你写了那个文章,我忘了。你知道吗?你是对的,赖奇错了。”

 

新世纪新政策

    进入21世纪,美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变更与两起重要的并购案密切相关。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试图收购美国石油公司尤尼科,2006年总部设在阿联酋的跨国公司试图购买美国港口。虽然这两起收购案最终因为美国国会的反对而流产,却对美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20072月美国众议院以全票通过议案《国家外资改革和增强透明度法案》。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外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该议案试图加强美国对石油公司、电力企业以及其他资源相关行业的外资并购的审查。该法案726日经小布什总统签署后于当年1024日生效。

    《外资与国家安全法》的变革反映了进入美国的外资的内容以及美国安全的组成发生了变化。该法案增设的内容包括:考察国家安全问题对关键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影响;外国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进行的并购是否具有风险,并考虑该国在核武器不扩散、反恐以及技术转移等方面的态度和政策;考察对能源和关键性资源需求的影响。《外资与国家安全法》在扩大审核领域的同时,外国投资委员会又添加了能源部和中情局的人员。并且强调有外国政府背景的公司进行收购时,国会可以延长审核时间,这无疑加大了国会的权力,从而与70年代初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最为关键的是涉及到“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的外资并购都将列入审查范围。事实上,美国大约85%的关键性基础设施都属于私人拥有,而不是政府控制。此项提议显示美国在经济安全问题方面,无形的手也不无形

    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相对于一直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他本人对外资的态度有所保留。他认为,在过去15年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迫使美国和世界进一步思考经济开放的得失问题,政府并不敢保证直接投资能够创造出双赢局面。新一轮对外资政策的争议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侧面,正如保尔森强调的那样,关于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确保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的共识,已渐渐在全世界和美国消退了。

    美国国际投资政策的调整是全球化影响国家福利的一个缩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日本、委内瑞拉等国家都加强了对并购型外资的监管。对并购型外资的谨慎态度,不仅是美国示范作用的结果,也与反全球化思潮相关。全球化不仅与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联系紧密,也与国家间力量对比的转变有着关联。为此,经济要素流动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和政治成本都相应增大,各国不得不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楼瑞(Clay Lowery)称,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显示对模仿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兴趣。然而,此类讨论的范围远远超过了相对界定狭窄的国家安全的定义,在审查单子中罗列的产业目录非常广泛。”

    

中国道路

    从跨国公司的扩张历史中,我们或许可以为中国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线索。以中海油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显示中美经济关系,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正在发生惊人的转变。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和对世界原材料市场的影响力比日本来得迅猛,但从资金数量以及跨国公司的数量来看,中国海外投资的力量与当年美日鼎盛时期相比差距甚大。例如,从美国《财富》杂志对全球500强的历年统计来看,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上榜的跨国公司就已经超过100家。1994年的数据显示,美国为151家,日本是149家,此后两国差距再次拉大。中国2007年进入《财富》500强的公司数量是27家。由此观之,中国公司依然任重道远。

    然而,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影响的态势日益加重,理解跨国公司和西方的关系或可为我们提供借鉴,可以深化我们对国际经济体系内在运行机制的认识。为此了解商业条约、商业惯例的演变,进行历史性的研究非常必要。

    另外,在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中必须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哈佛大学教授米歇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力》一书中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国家实力和跨国公司紧密相连。在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情势之下,国家本身直接成为竞争力的一部分。80年代末美国曾经引发过有关国家竞争力的辩论,讨论国家是否要直接参与经济竞争。如今时过境迁,新世纪的国家战略已经需要把企业和国家各自为价值增值所做的工作更为完善地融合在一起。

    不过,一个更为广阔的和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经济要素流动和制度调整的问题。在组成全球化的四种基本要素——贸易、金融、投资、移民中,人们对四种要素流动速度的承受力并不相同。承受力度的差异一方面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另一方面却是因为身处不同的制度中。研究跨国公司的先驱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教授早在1970年就关注这个问题,他曾在课堂上以问卷的方式调查学生如何看待这四个方面的自由化。问卷结果显示,人们对这四个领域的接受程度是依次递减的。在中国日渐遭受世界经济挤压,同时也压挤世界经济的潮流中,可口可乐和汇源仅仅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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