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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博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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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期 <中国通> 记者老马的北京生活——一个德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媒体  

2007-07-20 14:19:00|  分类: 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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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璐

 

    哈尔德"马斯博士是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常驻中国记者,在华十余年,全面客观地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积极促进中德交流,曾采访过包括前总理朱镕基先生在内的多位中国籍亚洲政府高层及社会著名人士,见证了1997年香港回归等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文章在德国和其他德语国家拥有众多读者。

 

    和其他3万多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洋雇员有所不同,德国人哈尔德"马斯博士的工作时间不那么朝九晚五,白领这个称呼可能也不适合他。因为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穿得比较休闲,最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是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常驻中国的一名外国新闻工作者,负责每天向德国以及其他九大德语报纸发送关于中国的报道。

    马斯初来北京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汉语。学习之余,他经常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文章,发回国内。那个时候,通讯还很不发达,不像现在有电脑网络,所以他总要到学校传真室去发送自己的报道。后来马斯成了常驻记者,他每天会花很多时间上网浏览新闻,并随时关注中国报刊的报道,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有意思的新闻点。然而给予马斯更多灵感的,还是在北京真真切切的生活。

 

不合理,就得较个真儿

    今年年初,他续订了一年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由于报纸今年的投递方式有改变,等报纸通过邮局传递到马斯手中的时候,已经是午后,这令马斯非常生气。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需要在每天上午看到当天的报纸;其次,对中国的服务业,他一直都颇有微词。马斯让助手向日报的发行部投诉了几次,然而投递服务却一直没有改善。最后,《中国日报》的发行部提出,马斯可以每天早上到住址附近一家酒店的报纸发送处直接领取当天的报纸。也许在中国人看来,这已经是个比较妥善的解决方法,但马斯并不买账:“这里是二环,在北京,中国的首都,全国性的大报却不能每天早晨投递到用户的手中,这太难以令人置信了!”他最终还是退订了这份报纸,并把自己的不满如实地传达给了报纸的发行部门。在他看来,投诉并不是为了抱怨,而是把对方的不足和问题指出来,以期他们以后能把工作做好。

    又有一次,马斯外出采访,把车子泊在静安路一带。他左看右看都没有找到有关停车的指示牌,就找了个附近停了很多车的地方泊了车。待采访结束,他发现自己的车被贴上了违章停车的罚单,这张罚单在他看来也是全无道理的。回到办公室,他自己口述了一封《致交警大队的信》,让助手认认真真用公函给交警大队发了过去,提出了路边没有停车指示牌,市民不知道如何泊车的问题。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太较真。相反,他希望交警队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建立标牌,以后市民停车就可以更有秩序了。

 

总还有些不明白的事儿

    在北京生活多年,马斯写过不少关于普通市民生活的稿子。以记者的敏锐眼光,他见证了北京这座大城市10年来的发展和改变。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能买得起很多过去被认为是奢侈品的东西。然而作为一名记者,他最希望的是自己的采访能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根据以往的新闻采访规定,外国驻华记者采访政府人员或者赴外地采访等等,都要首先向有关部门、外事办报请批准。举例来说,在一个组织结构相对复杂的大的政府部门中,从递交一份采访传真到相关政府部门的新闻办公室看到这份传真,就需要一个星期,这被称为流程时间。可想而知,采访许可的下达时间更是遥遥无期。这对于一名重效率、抢时间的外国记者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好在去年年底,国家颁布了新的针对外国驻华记者的新闻采访规定。

    和众多其他驻华外国新闻工作者一样,马斯对新规定的颁布非常高兴。借助这个新的采访规定,外国记者能够不再请示当地的外事办公室,更加自由并有效地采访。只是他对规定的一项内容很有疑问,为什么这项规定是在奥运会之后就自行废止呢?这项新规定体现了中国政府开放新闻报道尺度的决心,就是时间太短了,开放新闻自由度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好的,在奥运会之后,中国又会采取怎样的新闻规定呢?

    今年3月,一幅题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照片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中外媒体第一时间作了采访,钉子户子主人也在一夜之间成了新闻的焦点。这则新闻也引起了马斯的注意:这种拆迁的事情在中国并不罕见,为什么重庆的这个钉子户能够引起这么多媒体的关注?带着这个疑问,他也远赴重庆采访,在拆房现场还见到了许多从周边省市赶来的居民,因对拆迁不满,希望能够向记者讲明自己的故事。和以往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态度不同,重庆市政府没有干涉中外媒体对钉子户的采访,而且最终妥善处理了这起纠纷。钉子户一家满意地与政府达成协议,搬离了老房子。在这起事件中,马斯看到了中国普通居民的维权信心,以及当地政府的容忍度。在他的一篇经济报道中,马斯说:今天,没有人能否认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新闻的自由度、民主的程度等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马斯有很多在媒体工作的中国朋友,他们都向他谈起,不是每一篇有新闻价值的稿子都可以在报刊上发,可能领导一句话,觉得稿子有些敏感,就被压下来了。中国民众看到的新闻世界,常常是不全面的。而相比之下,外国媒体能够比较自由地报道新闻事件,告诉大众一个真实的中国。如果没有外国媒体对事实真相的揭示,恐怕我们也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了。

    今年春天的“两会”报道与往年有所不同,记者报名手续简化了不少,只要通过网络递交报名表,然后在规定的日期去领取记者证即可。然而在实际的采访中,事情并不像申请记者证那么顺利。马斯计划采访一位内蒙古代表团的少数民族女性代表,在采访之前,已经先跟代表团的新闻负责人联系好,可是,当马斯和助手来到两会现场,等到会议散会,那位女代表却径直走出会场,根本不理会他的采访要求。后来在电梯间,他随机抓采了另一位少数民族的女性代表,但是代表对于很多问题都是支支吾吾。当问及对即将要讨论通过的物权法草案有何看法时,女代表竟然很直接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我现在还不能就这方面的问题给予回答,因为目前还没有讨论通过物权法。这样的回答让马斯失望,他不希望只能够听到一种声音,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看法才是有意思的、个性化的。尽管在每年的两会采访中都碰了这样那样的钉子,马斯至今还不能明白代表们对记者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漠。因为在德国,政府官员都乐于接受民众和媒体的发问。既然人大会代表是从人民中选出来的,你对媒体默不做声,这种沉默是代表了怎样的民众意愿呢?

    采访中的不如意,并不会影响到马斯在生活中的好心情。他不希望别人把他当做一个不了解北京和中国的外国人,他喜欢住四合院,听朋友们讲自己的生活故事。他常常说,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久,已经可以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一些事情了——俨然一个“老北京”了。

    目前,马斯和他的妻子、两个儿子生活在北京。在朋友面前他会自豪地说,两个儿子虽然年纪小,一个5岁,一个不过3岁,但是中国话说得呗儿流利,而且还是北京话呢,比他自己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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